到底是野草莓？抑或是學運？我們繼續看下去

昨晚看了文茜小妹大，害得我「又」關心起南方了。
這陳雲林剛走，中正廟就貌似出現了學運，名叫野草莓。這會兒，本校學長發文一篇為靜坐學生們打氣。這幾年來一直投書中國時報的校友，也為此事寫了專欄呼應野草莓的訴求。這群秀才可真有才，再度用一套貌似客觀甚至不知所云的說詞，繞過（還是不敢正視？）南方人非理性情結的根源。

我這出生公教家庭的資產階級台灣本省人，本來就很反動，當年相對義正詞嚴的野百合學運，我都不寄予同情（奇怪，當年倒是對天安門學運很感動），何況這個先天失調的學運呢？一看到野草莓定調為修改集會遊行法這個訴求，就令我這反動人士安心多了：原來野草莓的氣魄不過是如此。學長說這場運動召喚出青年世代潛藏已久但巨大的理想主義，我倒不認為。對，為人權而奮鬥進而行動是一種理想主義的實践，但是當年街頭運動的方式之所以能夠感染人心，或者說有足夠的正當性，主要是由於當年整個國家體制的合法性（或民意代表性）不夠之故。現在呢，整個時空不同，說要將集遊法改為事後報備制，有多少人聴得懂？感受得到人權被侵犯的急迫性？兩年前的紅杉軍不也被當時的當局以同樣的法條為由，不准在禁區附近舉行示威，那麼當年學生們怎麼視而不見呢？怎麼看，我都覺得是雙重標準。整個學運的起因，說到底，還是那個不能明說的原因：陳雲林訪台。

好吧，如果學生們真有所謂的理想主義，那麼這個理想主義的內容是什麼呢？總不會是和前輩們一樣，不過是追求魯西迪（又名拉什迪）所謂被層級關係侵染的普世主義吧？根據我在法律系的受催眠經驗，美式民主是南方法制改革的終極目標，那麼，到底野草莓們會如同魯西迪的視野反思他們的訴求，抑或只是重覆前輩的論述？我們繼續看下去 。

我看，先觀察這些學生是否會撐過期中考，再來判斷學生們的靜坐是否可能發展成為一場學運。聯合報這個比我更反動的社論很狠，旁徵博引大法官意見及歷年數據，說事前審制和事後報備制其實只是「朝三暮四」的問題，呵呵，把學生比做猴子了。而秀才在中時的言論，再度反映南方法律人的論證模式：把問題法律術語化，和野草莓的口號一搭一唱，誰看得懂啊？秀才的文筆很好，照顧到文章要前後呼應，但是道理不通啊。法律本來就不是教人信任的。沒錯，南方的問題在相互不信任，但法律人又把問題簡化、或者轉移為法律問題。法律有這麼萬能嗎？能讓信任開花嗎？說到底，朝野間的不信任還是源於藍綠、省箱情結和中國情結吧。

我不知道要南方到底還要花多少時間化解這種根源上的情意結，但是持續和異議者對話是必要的。可是南方民主的特色之一，就是不看不聴不想也看不起對方，醜化對手，以便武裝自己。藍色如此，綠色也如此。夠了、夠了，真是夠了。

ps. 最近此地野草叢生，就順手拿十一月十日致某北方人的信將就一下。